滿洲里的聖約納主教

（瞻禮在帡幪月七日）

 

他在短期內成為完人，
與滿享高壽無異：
他的靈魂使天主悅樂。

──智4:13-14

　

即使在這裡，在海外，在我們的時代裡，
我们仍有義人。雖然他們尚未被宣聖，
但人們卻由他們獲得奇妙的徵兆。
例如：滿洲里的約納主教。

──上海的聖伊望

　

　　天主的聖人、漢口主教聖約納，於1925年在中國的滿洲里結束了他的塵世生活，享年三十七歲。按人類的衡量標準，聖約納的一生雖然短暫，但他卻活出了幾種不同生活：修士神學家的學術生活，宣信者的生活，白軍隨軍司鐸的生活，以及慈善家的生活──他以這種方式完全履行了基督愛近人的誡命。

　

一、聖人的童年

　

　　1888年4月17日，未來的主教約納（俗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波克羅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省德米特洛夫區羅加喬沃村的司鐸伊利亞•季莫菲耶維奇•波克羅夫斯基的家裡。

　　他的祖先──至少是那些我們有資料可查的祖先──都是神職人員，並與卡盧加地區密切相關。聖人的祖父弟茂德•鮑里索維奇•波克羅夫斯基是一位神職人員的兒子。1833年，他在卡盧加省塔魯斯克地區的科馬廖沃村（現在的科馬洛沃）的大殉道女聖帕拉斯凱維堂裡擔任執事，開始傳教生涯。這個村莊位於納里什金家族的一個莊園內 ^[1]。1848年3月17日，弟茂德神父被卡盧加的尼各老•索科洛夫主教調到特羅斯托尤村的聖母帡幪堂。在他調職時的資格文件中寫道：「他通曉誦經、唱詩、教會法規和教理講授，行為良好。」

　　根據1863年《教士公報》的信息，弟茂德神父和他的妻子維拉•米哈伊洛夫娜有四個兒子。巴西略、尼各老、伊利亞和伊萬。伊萬•波克羅夫斯基在卡盧加教會學校的低級班學習，尼各老和伊利亞在中級班學習，巴西略在卡盧加神學院的初級班學習。伊利亞領取部分津貼──也就是說，他的食物是免費的，但他的住宿費用則由他自己支付，或者他是靠父母的錢生活的。

　　未來的聖約納的家鄉──古老的羅加喬沃村，在1389年莫斯科王子狄米特里•伊萬諾維奇•頓斯科伊的《屬靈憲章》中首次被提及。羅加喬沃是一個富裕的商人村莊，位於德米特羅夫鎮和克林鎮之間的一條大路上，緊鄰聖尼尼各老•佩什諾沙修道院。該村的主要景點是雄偉的聖尼各老堂，它一直保存到我們這個時代。

　　這座大型的俄羅斯－拜占庭式的四柱、五穹頂教堂是在1862年至1886年期間，通過商人家庭莫什金和戈爾杰耶夫的努力而建成的。鐘樓建於1877年，也就是當伊利亞•波克羅夫斯基司鐸已經在那裡事奉的時候。

　　這個村莊的歷史是由伊利亞•季莫菲耶維奇•波克羅夫斯基神父撰寫並出版的。在他書中的題為《羅加喬沃村的教士》一節中，有一些關於作者本人的簡短傳記：「目前所有的司鐸都是神學院修完各門學科課程的畢業生。其中，伊利亞•季莫菲耶維奇•波克羅夫斯基是班上的佼佼者，擁有學位……。他三十六歲，來自卡盧加省塔魯斯克區，是一位執事的兒子。在那裡的神學院畢業後，在成為神父之前，他是博羅夫斯克教會學校（卡盧加省）的教員，還兼任該學校的監督員和婦女公共學校（位於博羅夫斯克區里亞布什基村）的教理教師。作為一名司鐸，他在聖彼得堡擔任俄羅斯的皇家聖經促進會成員六年。他曾是羅加喬沃公立女子學校的教理教師，也是莫斯科通過分發靈修和道德書籍進行屬靈教育的熱心者機構的成員，這一機構受皇后的贊助。大約兩年的時間（從1876年10月30日開始），他在莫扎伊斯克區的阿爾漢格爾斯克村擔任司鐸，之後被可敬的英諾森都主教調到羅加喬沃，擔任那裡的第二任司鐸。在教區當局的許可下，他開始在羅加喬沃售賣靈修道德書籍，並開辦為路人免費提供有益讀物的露天公共圖書館。」

　　從上面可以看出，這位未來的司教在一個受過教育而又活躍的司鐸家庭中成長並接受教育，他的父親在民眾的屬靈教育問題上投入了很多精力和知識。因此，在天主臺前對託付給他的羊群的責任感，從小就被灌輸給了他，在未來將會結出豐碩的果實，這並沒有什麼可令人驚訝的。

　

二、喀山神學學院

　

　　關於這位司教的童年，幾乎沒有任何信息，關於他的青年時期的信息也非常少。從他在卡盧加神學院的畢業證書上，我們得知他在畢業前就失去了父親。我們知道，在1903年進入神學院之前，他曾在莫斯科的匝依科諾斯帕斯克教會學校學習，然後又在卡盧加的教會學校學習。我們只能假設，他在莫斯科學習的時候，他的父親還活著，在他去世後，弗拉基米爾搬到了離家較近的卡盧加省，並在卡盧加的教會學校繼續學習，然後在卡盧加神學院學習，也就是說，在他父親和叔叔們畢業的那些學校學習。當時他的父親已經不在人世了，這一點可以從弗拉基米爾在學習期間得到公費資助七年的事實中推斷出來。在神學院的學習是免費的，貧困父母的孩子和孤兒的食宿都由公費提供。

　　弗拉基米爾•波克羅夫斯基於1903-1910年在神學院學習。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並被授予高級神學院學生的稱號。

　　1910年，這位未來的司教進入喀山神學學院，以其能力在同學中脫穎而出。

　　弗拉基米爾•波克羅夫斯基的興趣廣泛而多樣。因此，在第一年的學習中，他選擇了一個與戲劇有關的主題作為他的課程作業。在他的作業中，這位年輕的學生從戲劇對社會的屬靈和道德影響的角度，對戲劇的歷史進行了相當完整而又徹底的考查，從古希臘的戲劇開始，包括中世紀和西歐的戲劇，最後以他自己國家的當代戲劇作為結束。

　　二十世紀初是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一方面，有明顯的跡象表明即將發生的動盪，另一方面，「恩寵格外豐富」（參閱羅5:20）。奧普提納的長老制正在蓬勃發展，喀琅施塔得的聖若望正在宣講。學院裡的修士正在接受大聖衣修士大司鐸加俾額爾•茲里揚諾夫的指導，未來的親殉道者依撒伯爾•費奧多羅夫娜女大公（她曾多次訪問喀山學院）是他的屬靈之女。

　　學院的修士們是一個屬靈家庭的成員，俄羅斯教會的一大批新殉道者和宣信者都是在那裡預做準備並接受教育的。未來的司教約納•波克羅夫斯基也成了這個家庭的一員。

　　早在安當•赫拉波維茨基主教 ^[2]擔任喀山神學學院院長的時候，就已經奠定了一個由教師和學生組成的令人驚奇的修道昆仲會的開端，在這個昆仲會中，屬靈的修行努力結合了學術的神學研究。這樣的昆仲會存在的基本條件是有經驗的長老和牧者的屬靈指引和領導。

　　安當院長自己寫道：「學生們必須能公開接觸到當代最好的牧者和長老，這樣他們就能明白善牧是如何提升基督徒的靈魂的，而現在他們只是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了解到他們。」

　　對於喀山神學學院的師生來說，這樣的長老就是喀山教區七湖獨修所的長老，天使修士大司鐸加俾額爾•齊里安諾夫。直到他去世（1915年9月24日），加俾額爾長老都一直保持著他與神子們在靈裡及祈禱內的聯繫，儘管他在1908年被調到普斯科夫的斯帕索－埃萊扎羅夫修道院。

　　特別是學院的督察員古里亞斯•斯捷潘諾夫修士大司鐸──身為學生的弗拉基米爾•波克羅夫斯基受到他的特別資助──就是長老的神子，也是學術性修道主義的積極支持者。按照當時規定，神學學院的學生的修道剃度禮「只有在長老的祝福下才能進行……。十五年來，在喀山〔神學學院〕，若沒有得到天使修士大司鐸加俾額爾的祝福，沒有人會接受剃度，出家作修士。」古里亞斯修士大司鐸經常到斯帕索－埃萊扎羅夫修道院看望長老，因此我們可以假定弗拉基米爾在這些行程中陪同他的導師一起前往。加俾額爾長老的第一本傳記的作者西默盎•克尔莫戈羅夫，在長老的眾神子中提到了未來的約納神父，並寫道，在天使修士大司鐸加俾額爾長老臨終前，「約納神父誦唸了赦罪經，並為加俾額爾神父行了聖體聖事」，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1912年8月20日，學院的學生弗拉基米爾•波克羅夫斯基接受了修道剃度，取法名為約納，以紀念這位天主的先知。同年8月23日，他被祝聖為執事，1913年3月17日，他被祝聖為司鐸。從「皇家喀山神學學院學生約納•波克羅夫斯基的事奉記錄」中可以得知，他的剃度禮和神職祝聖禮都是由該學院院長、奇斯托波爾的阿納斯塔西•亞歷山德羅夫主教所主持。

　　在奧普提納的阿納托利•波塔波夫長老的祝福下，弗拉基米爾•波克羅夫斯基決定接受剃度，這可從他要求獲准在學院放假期間住在奧普提納獨修所看出。「考慮到在接受剃度前，我在奧普提納諸長老的指導下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並在我仍然在世的神師、奧普提納的阿納托利長老的祝福下接受了剃度，由於我的軟弱，我非常需要得到他的救靈諮詢和指導，我大膽地請求閣下向更高的屬靈當局請求，在學院放假期間，將我注冊在卡盧加省科澤爾斯克的奧普提納的聖母進殿獨修所。」

　　顯然，寫下這個請求的動機是1910年神聖主教公會頒布的第19號通告，根據該通告，各學院出家修道的學生必須在俄羅斯帝國的某個修道院度過他們的假期。這個請求被批准了，喀山神學學院的三年級學生約納神父在休假期間被登記在科澤爾斯克奧普提納獨修所。

　　這位年輕的修士司鐸對教會的真摯熱愛與他對傳教事業的獻身，可由他努力為學院教堂製作祭臺蓋布募捐彰顯出來，為此，學院院長正式請求雅科夫•皮亞特尼茨基總主教，授予四年級學生約納「nabedrennik」佩飾，作為獎勵。然而，這一請求被拒絕了：主教在決定中簡要地說明：「不向學生授予獎勵。」

　　約納神父還參加了宣教昆仲會的工作，在戒酒協會的房子裡舉行禮儀和講座，並參加了反裂教和反教派的討論，以提高他的講道技巧。

　　如上所述，學院的學生和教師構成了學院大家庭。伊萬•米哈伊洛維奇•波克羅夫斯基教授（與約納神父沒有親戚關係）在其中佔有特殊地位。他家的大門總是敞開的，既向他的學院同事也向他的學生敞開。晚上，朋友們會在波克羅夫斯基家聚會。好客的女主人會讓客人感到賓至如歸。約納神父先是作為學生，後是作為教師，常到他們家聚會。在教授的家裡，有兩張這位年輕的修士司鐸的照片被保存下來，作為珍貴的回憶。其中一張是他與伊萬•米哈伊洛維奇的堂弟米特羅凡•弗拉基米羅維奇•波克羅夫斯基合影，後者於1912年畢業於喀山學院。約納神父寄給教授的妻子維拉•伊格納提耶夫娜的一張命名日明信片，見證了他與波克羅夫斯基夫婦的友誼。

　　根據學院的生活日誌，學生弗拉基米爾•波克羅夫斯基，即後來的約納主教，成功地完成了他在學院的學習，並在全班第五名的成績畢業。「約納•波克羅夫斯基，修士司鐸，被認為有能力成為他在學院學習的神學院課程中所有科目的教師，特別是新舊約聖經、教義與倫理神學、俄國裂教的歷史和駁斥，以及講道學和與之相關的所有科目。他有能力在教會研究部門擔任行政職務。」

　　完成學業後，約納神父繼續留在學院，每年從神聖主教公會領取500盧布的教授津貼。^[3]

　　關於約納神父在學院裡所取得的成功，我們不能忽略一件令人感興趣的事，那就是他被任命為新約聖經系的第二教席。1912年12月1日，佔據這一教席的N•V•佩特羅夫司鐸被派往喀山大學擔任教授，因而空出了這一教席。

　　在1913年3月1日之前，N•V•佩特羅夫司鐸仍繼續在這一教席上講課，但從3月1日到學年結束，講課的任務交給了M•I•波戈斯洛夫斯基教授。從發表在喀山神學學院的管理雜誌上的文件中可以看到，甚至在約納神父還是三年級學生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討論他的候選資格了。此外，在1913年7月18日，神聖主教公會頒布了一項命令，允許他成為新約聖經第二教席的候選人；在1913／1914學年，亦即約納神父還是四年級學生的時候，他就被分配到傑出的M•I•波戈斯洛夫斯基教授處擔任助理教師。

　　《正教同伴》雜誌刊登了對新約研究的第二教高席候選人的推薦。有三位競爭者：除了由古里亞修士大司鐸推薦的神學碩士約納之外，還有1912年畢業於學院的前教授獎學金獲得者V•P•波納馬列夫和V•A•克侖斯基；以及學院副教授A•I•德魯日寧大司鐸，他提交了1915／1916學年由教育學教席調任的請求。

　　學院的督學和副教授古里亞修士大司鐸給了約納神父一封長長的推薦信，下面引用了其中的部分內容：

　　在1913年6月21日的申請書中，關於修士司鐸約納的學術能力和宗教道德品格寫道：「修士司鐸約納在學生名單中一直佔據著很高的位置，他在為自己的學期課程編寫教材時，以非凡的勤奮和驚人的刻苦而聞名，表現出了勤奮學術工作的潛力和能力。對希伯來語、古代語言和一些現代語言的出色知識，有助於約納神父的學術研究，他積極參加與分裂分子和各教派人士的交談，這培養了約納神父解釋天主話語的能力……。此外，修士司鐸約納擁有深厚的宗教性格，並努力在內心認識到基督信仰的教導是充滿聖神的恩賜。M•I•波戈斯洛夫斯基教授報告說，約納神父是一個具有天賦且又勤奮的學生，能夠認真、獨立地提出學術問題，因此認為他是接替他擔任新約聖經教席的優秀候選人……。

　　修士司鐸約納提交了他的課程論文，題目是「有關聖神是護慰者的聖經－教父的教導」。雖然這個題目尤其與教義神學相關，然而，從論文的內容，特別是從約納神父的課程教材中可以看出，它與舊約聖經，主要是新約聖經有同樣密切的關係。

　　這部教材有整整一百頁（第172-271頁），專門討論新約聖經的註釋；整部著作總的來說是建立在對天主聖言和教父對它的註釋的廣泛了解上。由於與新舊約聖經密切相關，作者的這一著作的主要特點和優點在於其內容的原創性。作者不是一個彙編者，不是一個從各種神學專著中收集有價值的思想的人。可以說，就字面意義而言，他是一個在其論文領域內完全獨立的工作者....。

　　......考慮到修士司鐸約納在創造性工作中表現出的能力，以及他所表現出的解經天賦，他對天主的話語和教父文獻的良好知識，以及他在規定時間內準備碩士論文時所表現出的全備能力，我榮幸地向閣下推薦修士司鐸約納作為補新約聖經第二教席之缺的候選人，這完全符合學院章程第65條，也最符合該章程的總體精神。

　　這位年輕神學家的候選資格引起了一場激烈的討論。並非所有人都同意古里亞修士大司鐸關於他著作的巨大優點的意見。反對約納神父擔任如此重要職務的理由之一是候選人年輕，教學經驗不足。

　　然而，根據主教公會的決定，約納神父教被指派補新約聖經教席之缺，擔任學院的副教授。在1914/1915學年，他被指派每週做三次講座──一次有關理論的講座，兩次有關實踐的講座。

　

三、試煉的時期

　

　　遺憾的是，約納神父的學術和教學活動注定不會持續太久。隨後發生的歷史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革命、內戰和逃亡──不僅完全改變了國家的歷史進程，而且還將這位極具天賦的年輕神學家引向了一條不同的道路，最終，它被證明是通往神聖的道路。

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了，它在這位年輕神學家的生活和活動中留下了痕跡。用歷史學家A•V•茹拉夫斯基的話說，「從1914年底開始，學術生活的正常進程因通貨膨脹、學術期刊出版的困難和碩士論文出版的問題而變得複雜。但是，伴隨著這些困難，由於革命思想的傳播，學術界出現了某種清醒的一面……。1914年的戰爭在學院的學生群體中產生了一種愛國情緒。」學院的員工和學生採取了各種措施，旨在幫助俄羅斯軍隊。約納神父沒有袖手旁觀，他以自己的方式解決幫助祖國的問題。他在學院的慶節發表的「總領天使彌額爾和其他無形體的萬軍瞻禮的講道」中，表達了他對戰爭的態度以及他作為一個有精神感召力的人在戰爭中的作用。

在那裡，在戰場上，我們英勇的烈士們正在用自己的胸膛保護他們的祖國，而我們在這裡也正在加入這場戰鬥。作為高級神學院校的學生，我們首先必須與引起這場世界性大屠殺的東西作鬥爭；我們必須與好戰的無神論的德國文化和科學運動作鬥爭。我們必須發揮我們的全部力量，使我們擺脫對西方的奴役和依賴。我們應該使我們的思想服從於天主的聖言和教父的話語，我們應該把服從神聖的信仰和天主的法律作為我們生活和活動的準則。

1916年3月，在結束了學院的授課後，他去了軍隊。「我記得約納主教，當時他還是一個相當年輕、不苟言笑的修士──二十七歲的喀山神學學院講師，1916年他來到位於莫吉廖夫的皇家司令部，來到軍事和海軍教士管理處，被指派為軍中宣教士。他是一個年輕、謙虛的人，性格好，是一個精力充沛、有靈感、有口才、有學問的宣教士，燃燒著為天主、沙皇和祖國服務的願望，他給大家留下了深刻而又不可磨滅的印象。」俄國域外正教會主教公會秘書E•I•馬哈羅布利澤的回憶錄中以這樣的方式介紹約納神父。

從各方面來看，約納神父是作為志願者去了前線的，在學院休假期間參加軍事行動。1916年5月19日《喀山神學學院會議記要》中的說明間接證明了這一點：「關於指派在成績審查委員會裡代理講師約納和代理講師安斐洛基的替代者，他們已經去了戰場。」

他在1916年9月30日向學院院長提出請求，請求准許他推遲一年提交論文，他得到了准許，讓他在1917年9月20日之前完成論文，這證明他只是在休假期間去了前線。

1917年夏天，約納神父再次去了前線。1917年6月30日，軍事和海軍教士格奧爾基•沙維斯基總司鐸下令：「喀山神學學院講師約納神父已於本月10日被派往第二軍團擔任宣教士。」顯而易見，這個任務實際上是約納神父個人願望的結果，因為同一命令中指出，他「無權領取戰時津貼」，也就是說，他不是隨軍教士，而是作為志願者在那裡的。

這位年輕的修士司鐸的這種行為不禁讓人產生一種仰慕之情。二月革命已經發生，軍隊在眾目睽睽之下分崩離析，各條戰線在布爾什維克宣傳的影響下正在瓦解。應該指出的是，第二軍團（西線）是最 「布爾什維克化」的一個軍團。

在戰線崩潰後，由於看不到自己作為一個在軍隊中服務的司鐸有繼續傳教的機會，約納神父回到了喀山，繼續在神學學院教書。1918年5月中旬，他請求將米羅諾塞茨隱修院的修士大司鐸巴撒努斐•尼基廷從監獄中釋放，結果後者被釋放了。

根據布拉格檔案館的文件，約納神父本人於1918年5月被捕，因為他的公寓裡發現了奧倫堡哥薩克軍隊的代表亞歷山大•伊里奇•杜托夫中將。在被捕時，約納神父被指控從事反革命活動，這與對1918年1月18日公佈的政教分離法令的解釋有關，他還被指控散發題為「專制制度在俄國政府結構中的意義」的傳單。

約納神父自己是這樣描述他被捕後的情形的：

在被囚禁了幾個小時後，我發現有必要逃離，但在我登上前往彼爾姆的駁船後，我被抓住了。我受了重傷，頭髮被扯掉了，我在昏迷中被帶到了監獄，只穿了一件襯衫。入獄四天后，我和另外18名受指控犯有特別嚴重罪行的囚犯被送上火車，然後上了蒸汽船，沿塔夫達河前往秋明，接受人民法庭的審判。第六天，剛剛解放托博爾斯克的西伯利亞政府軍向船開槍，我們被釋放了。我病了，身體非常不好，靠施捨生活了一個月。我通過做田間勞作得以維持生計，並以假名加入了一個合作社。我做了兩個月的教員，在獲得證書後，我開始在托博爾斯克省的一所小學教書。當我能夠收到報紙時，我得知到鄂木斯克的情況和生活在那裡的認識我的人的情形，於是，我去了鄂木斯克，並向臨時最高教會管理機構作了報告。1919年6月，我接到了在軍隊服務的任命，擔任第十一軍團的隨軍教士，並根據教會行政部門的命令，被提升至修道院院長的品級。

約納神父被指派為N•A•加爾金少將的第十一耶茨基軍的隨軍教士，該軍團是G•A•別洛夫少將的南方軍團的一部分。南方軍團後來改名為奧倫堡軍團，由A•I•杜托夫中將負責指揮。他不僅成為約納神父的直接指揮官，而且是他最親密的朋友和戰友。約納神父在組織聖十字和綠旗軍時所進行的獨一無二的工作，特別與奧倫堡軍團聯繫在一起。

　

四、在十字聖架的標記下

　

內戰期間，西伯利亞的十字軍運動是一種獨特的現象，在其他任何戰線上都不存在這一現象。其座右銘是：這不是一場自相殘殺的戰爭，而是一場聖戰；這是捍衛正教信仰的十字軍東征，而正教信仰正在被布爾什維克褻瀆。雖然布爾什維克的目標在簡單的格言中表達出來：──「給人民和平！」「給飢餓者麵包！」和「給農民土地！」──這些都是大眾可以理解、接受的，而反對他們的人的目標則是多方面而又不明確的，而且往往是普通人無法理解的。在那些不僅是政治上而且是精神上的動亂年代，在道德滑坡和失去參照物的時期，也許只有基督教會的聲音才能夠而且應該指出鬥爭的真正目標，並加強白軍的力量。1919年，陸軍和海軍的總司鐸亞歷山大•卡薩特金大司鐸要求隨軍司鐸向士兵們解釋，這是一場屬靈的戰爭，是為了捍衛被褻瀆的信仰，這並非巧合。這種使人團結起來的思想的出現使科爾察克的軍隊有希望找到必要的志願者作為後備力量。聯合起來的穆斯林──巴什基爾人、韃靼人和柯爾克孜人──加入了在綠旗下的聖十字軍，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創建十字軍是誰的主意？第一個提出建立十字軍的建議的是尤金•薩馬爾采夫少尉。這一題為《關於根據軍令原則建立俄國正教旅團》的提案於1919年3月29日／4月11日刊登在《西伯利亞言語》報上。甚至更早，他在1918年12月20日（1919年1月2日）的信中，也就是在約納神父出現在鄂木斯克之前，就已經得到了烏法的安德肋•烏赫托姆斯基主教的熱情批准。應該指出的是，薩瓦爾采夫的建議與約納神父所提出的建議不同，約納神父談到了建立正教軍事部門的必要性，而對正教昆仲會在軍隊中的作用只是作了一般性描述。

不幸的是，我們無法確定約納神父到達鄂木斯克的日期。我們只能根據他給臨時最高教會管理機構的報告來推測時間。在可允許的範圍內進行近似的估計，我們得出的日期是1919年4月或5月。基於與臨時行政當局關於前線聖十字軍的聲明相吻合的情形，按聖約納所保存的檔案文件，迪特里斯將軍於1919年6月15日發布了關於自願組建聖十字旅的第5號軍事命令。可以推測，在他到達鄂木斯克後，聖赫莫金昆仲會在那裡開展了積極的工作，約納神父熟悉了昆仲會的總體想法，這與他的想法完全吻合；他或者積極參與了此事，或者，也許是他自己制定了總體方針，並向最高行政長官科爾恰克上將提交了報告。他獲得了彌額爾•康斯坦丁諾維奇•迪特里奇（Michael Konstantinovich Dieterichs）的狂熱支持，彌額爾是一位信仰虔誠的正教基督徒，是科爾恰克總部的指揮官。我們不應忘記，約納神父已經有了當隨軍司鐸的經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作為第二軍的宣教士在前線服務。正如他所寫的：

在熟悉了被委託於我，接受我的屬靈指導的軍團後，我準備出發去鄂木斯克購買代案（九折布）、祭衣和靈修－倫理單張。但鑑於西伯利亞軍隊的撤退在我到達幾天后就開始了，我無法回到先前服務的地方，我向最高指揮官提交了關於組建前線聖十字軍的報告。在得到最高統帥的同意後，在臨時最高教會管理機構的祝福下，我開始了聖十字軍的組建工作。

在約納主教的檔案中，有一份由M•K•迪特里奇將軍於1919年8月20日寫的關於組織聖十字旅的授權書，其中指出：「鑑於目前組織聖十字旅的工作得到了最高統帥的極度贊同，我們命令所有的軍事和民事當局使用他們所依賴的一切合法措施，為修道院長約納組織上述軍旅的工作提供便利。」

這支軍隊的本質是什麼？我們在此只引用這一指導方針的幾個要點：

一、「聖十字」旅由十七歲至四十五歲的志願者組成，每隊人數為一百至二百人，以其宗教信仰、道德品質、對教會的奉獻和對祖國的熱愛而聞名，其擔保人應是當地教區當局、堂區委員會或司鐸。

二、在隊中應維持鐵的紀律，其基礎是基督徒的責任，即用自己的血和生命來體現自己的神聖信仰和對祖國的愛。

三、加強隊裡的宗教道德和愛國主義基礎應與它的軍事訓練處於同等地位。

四、每隊的隊長將處於指揮官的位置上，由軍事人員中指派，以其宗教道德和愛國心態而聞名。他的直接助手是由陸軍和海軍的總司鐸選定的一位神職人員。

五、在徵得各隊的組織者的同意後，應從司鐸、軍人和平民中選派五人作為他的助手，這些人應特別以宗教道德觀念和對祖國的熱愛而聞名。

十、所有入伍的人都應在胸前的衣服上繡上一個八端十字架。如果這樣的隊伍要參加戰鬥，司鐸將與指揮官一起參加戰鬥。

1919年10月15日，約納神父受到陸海軍的總司鐸A•A•卡薩特金召見，在他的要求下，擔任了阿塔曼•杜托夫的奧倫堡獨立軍的總司鐸的職務。正如約納神父所寫的，「我把聖十字旅的中央編隊移駐到杜托夫的領地上，由於當地的條件，又加入了綠旗旅的編隊。」亞歷山大•伊里奇•杜托夫是一個篤信正教的人。杜托夫在1919年4月24日給總司令的信中寫道：「許多村莊沒有司鐸，人們在沒有教會的情況下下葬，在沒有儀式的情況下受洗，等等。所有這些都使村莊里的人習慣於無信仰和放縱。宗教是俄羅斯的基礎，沒有它，事情就會變得很糟糕。……不幸的是，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發生了許多扼殺人民的宗教感情的事情。當然，自不必說布爾什維克了，他們對俄羅斯的正教信仰加以嘲笑和奚落。……」

聖十字旅的想法得到了杜托夫的全力支持。約納神父在他的報告中寫道：「軍事連隊和中隊的人員已經得到阿塔曼•杜托夫的批准（11月16日第47號命令第1點），為了招募宗教部隊，我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並製作了海報：「十字軍」、「聖戰」、「呼籲」。」

神職人員在阿塔曼•杜托夫的軍隊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約納神父是他的密友和知己。為了贏得軍隊指揮官的信任，約納神父設法「正確組織神職人員對士兵的宗教－道德生活的影響，並普遍加強牧靈活動」，同時改善神職人員的生活。

還應注意的是，約納神父在宗教和民族政策領域與阿塔曼的觀點一致。阿塔曼•杜托夫不僅試圖不允許在他管轄的領土上進行民族分離或騷擾，而且呼籲穆斯林居民──吉爾吉斯人、韃靼人和巴什基爾人──支持白人。在這一點上，他並不孤單，可以說這是鄂木斯克政府的政策之一。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引述科爾查克上將在1919年10月26日由鄂木斯克的聖厄爾莫金昆仲會舉辦的負十字架者的宴會上的講話：

我們的志願服務現在正在西伯利亞人中間的一個新基礎上出現──在神聖十字架和綠旗的口號下。而這是很自然的。什麼是布爾什維主義？就其實際本質而言，布爾什維主義是達致荒謬的社會主義，它建立在矛盾之上，導致否定民族和宗教。但沒有宗教就沒有民族，因此布爾什維主義是國際性的、無神論的。因此，政府的重生總是通過民族感情的覺醒和宗教感情的高漲來進行的。偉大的俄羅斯人民不會滅亡。我們的祖國不止一次經歷了艱難的時刻，而現在宗教的理念，十字架的理念，將拯救俄羅斯。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史無前例的、真正的歷史性事件：基督的十字架和新月，以前是敵對的，現在聯合起來，共同投入到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無神論的戰鬥中。十字架和新月一起得勝。

約納神父安排了大量的活動，以吸引志願者加入聖十字軍和綠旗軍。在他製作的一張題為「聖戰」的海報中說：

對加入十字軍與綠旗軍的志願者，行動的號召已經宣布。聖戰已經宣告。作為一個哥薩克人，軍隊的指揮官獻身於神聖的信仰，尊重人類靈魂的宗教追求，他自己就站在這場宗教運動的前端。在這一突然爆發的捍衛每個人的「至聖所」，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暴行的崇高行動中，基督和穆罕默德的追隨者們聯合起來了。奧倫堡軍隊已經舉起了十字架和新月的旗幟。對人類良知的考驗就在前方。

在布爾什維克掌權的八個月裡，以下人士被殺害：一位都主教，十八位主教，102位司鐸，154位執事，94位修士修女。94座教堂和修道院被關閉。十四座教堂和小聖堂被玷污。十八次十字架遊行被禁止。22個城市和96個村莊的教會活動因猥褻行為而中斷。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教堂已經變成了馬札爾人和中國人的骯髒的宿舍。

蘇雍貝基塔和許多清真寺受到玷污，被沒收，被用作電影院和不良場所，不止一位毛拉因為獻身於他的信仰而遭受酷刑。這裡是考驗基督和穆罕默德信徒的信仰的地方。如果你的良心對這一噩夢的消息感到憤怒，你必須站在軍隊的行列中，參加這場聖戰。如果你現在不站起來，你的雙手就會被殉道烈士的鮮血染紅。

為了協助組織聖十字軍，舉行了「聖十字日」。在宣告這些日子的傳單上，描繪了一個八端十字架，上面寫著「我們召喚你們所有人，基督教會的信徒和忠信孩子。站起來保衛你們的母親，她正備受玷污和壓迫。」（摘自宗主教提弘的書信）

「鼓起勇氣，神聖的羅斯。走向你的加爾瓦略。與你在一起的是神聖的十字架──不可戰勝的武器。」（摘自俄羅斯教會神聖公會議的書信）

「與其讓正教信仰被敵人嘲笑，不如傾流自己的熱血，使自己配得上殉道者的榮冠。」（摘自俄羅斯教會神聖公會議的書信）

杜托夫的軍隊在紅軍的攻擊下退卻了，但主給他們送來了安慰。在烏拉爾南部地區特別受人敬禮的塔賓斯克聖母像^[4]被帶到了阿克莫林斯克的軍隊總部。杜托夫發來電報：「11月16日，顯靈跡的塔賓斯克聖母像與一小群司鐸一起，出乎意料地出現在我的軍隊總部。我看到了天主的手指，祂以不可言喻的方式帶領這一聖母像來到奧倫堡的軍隊，我收到了聖像，從此它就在奧倫堡軍隊的保護之下。在此，我請你通知奧倫堡的哥薩克人、巴什基爾人和烏凡人，聖物已經找到，11月5日在顯靈跡聖母像前為取得勝利舉行了祈禱禮儀。」

約納神父由此看到了天主的特別憐憫，從那時起，他就沒有離開過這幅顯靈跡聖母像。每天都在這幅聖母像前舉行禮儀，在每天晚上和早晨的禮儀後，都會誦唸聖母弗坐詞，所有參加崇拜的人詠唱：「萬福，天主之母，充滿恩寵者，所有悲傷者的喜樂。」誰若願意，都可以把這幅顯靈跡聖母像迎請到自己家裡。

約納神父在大瞻禮期間，日夜在它前舉行禮儀，組織十字架遊行，帶著它前往戰場鼓勵戰鬥人員，為死去的人舉行追思禮。

在奧倫堡的軍隊穿越1300英里不毛之地的可怕跋涉中，這一顯靈跡的聖母像同樣也伴隨著他們，按聖約納所說的的，「那裡既沒有住處，也沒有食物。行軍是在冬天進行的，預計暴風雪會摧毀他們路上的一切。……儘管紅軍追隨奧倫堡部隊的腳步，任何人都可以毫無風險地──甚至帶上一輛車──投靠紅軍，但除了十幾起事件外，奧倫堡的士兵沒有一個投靠紅軍。他們每隔一天以像土一樣黑的麵包充飢，11月的夜晚在空曠的天空下度過；在塔賓斯克聖母的保護下，他們都抵達了塞米雷奇耶。」軍隊中開始流行斑疹傷寒。每個人都多次病倒。約納神父也感染了斑疹傷寒。

杜托夫中將擔任塞米雷奇耶地區的總指揮，隸屬於阿塔曼•安年科夫轄下。由於塞米雷奇耶地區沒有主教，而且與提弘宗主教和最高教會管理機構缺乏溝通，約納神父被指派為塞米雷奇耶的總司鐸。

1920年2月28日，根據塞米雷奇耶總指揮的命令，約納神父被授予亞宗徒聖弗拉基米爾四等勳章：

在科帕爾戰役發生時，該地區的總司鐸、可敬的修道院院長約納神父來到了阿爾山村。儘管有危險，而且道路上的紅軍還沒有完全清除，他還是帶著顯靈跡的塔賓斯克聖母像來到了科帕爾，這樣，看到了這一至潔聖母像，該城的守軍在經歷了沉重的考驗後，得以使自己靈魂與心靈平靜下來。

約納神父為了祖國的利益，為了堅固並捍衛正教信仰所進行的不屈不撓的活動，在奧倫堡的各級士兵中是顯而易見的。我只能衷心地代表軍隊感謝約納神父對我們所有人的一切屬靈支持。作為該地區的指揮官，我再次發現並證實約納神父對國家所做的重要工作，根據所賦予我的權力，為了表彰約納神父對祖國和俄羅斯人民的服務，我授予他亞宗徒聖弗拉基米爾大公四等勳章。

除了G•V•恩博里索夫上校的回憶錄之外，我們沒有關於杜托夫軍隊撤退到塞米雷奇耶地區，以及一直撤到中國期間的聖十字旅和綠旗旅的資料，也沒有關於約納神父在這此期間的活動的資料；事實上，在撤退的困難條件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間接證實約納神父沒有離開他們的是他在1920年8月，以宗教語言所寫的、給阿塔曼•杜托夫的報告，內容是有關對蘇俄的作戰。

目前的戰役將是最後的戰役，體現了對邪惡的決定性戰鬥。論到在這場戰鬥中所使用的裝備，軍事力量必須讓位於屬靈力量，而後者在強大的民族起義中得到體現，它必保證我們的勝利。人民必用他們自己的力量，趕走可恨的政府。……若有這樣的一隻隊伍出現，他們精神強大，信念堅定，因熱愛神聖的俄羅斯而融合在一起，在戰鬥中堅忍不拔，熱切地獻身於他們的阿塔曼的營隊，這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所有仍燃燒著信仰火花的人，所有沒有失去恢復以前良好習俗的能力的人，都必須加入這隻隊伍，與邪惡進行鬥爭。但是，為了給成千上萬的人帶路，為了成為他們的指路明燈，凝聚他們的意志和感情，使洶湧澎湃的人類卑劣情慾的海洋平靜下來，我們有必要改進自己的道德生活，拔除我們的惡習，為每個人所承擔的崇高使命做好準備。……

聖約納的這些話，即便是在今天，仍未喪失其合乎時代的性質。

　

五、離去

　

根據約納神父在1922年1月提交給域外教會臨時最高管理機構（PSCA）主席安當•赫拉波維茨基都主教的報告，事件的發展情況如下。1920年3月16日，由於阿薩諾夫上校宣布他要和他的部隊一起加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軍隊，阿塔曼•杜托夫帶著一支由一百人和另外一百名特別行動人員組成的車隊，在顯靈跡聖母像的帶領下，從列賓斯克撤退，穿過冰雪覆蓋的卡拉薩利克山口。由於隊伍裡有婦女和兒童，穿越過程變得非常艱難。

　　阿塔曼本人這樣回憶道：

我們在15度的霜凍中，在薩坎斯克峽谷中走了一整夜，雪深及膝，沒有路。這條路完全是一種恐怖──時而沿著河邊，時而沿著懸崖，時而穿過山谷，到處都是雪。當我們進入峽谷時，煎熬開始了。我們的路穿過了一個巖脊和一條冰川。這裡沒有灌木，沒有可以生火的東西，沒有食物，也沒有水。我們就這樣走了三天，來到了卡拉薩利克山口（海拔14900英尺）。上山的道路沿著巖脊，穿過冰雪。人和馬都掉了下來。我幾乎失去了我最後的所有。我們拿著背包，把它們抱在懷裡。翻山花了一天半時間。當我們到達山頂時，一場暴風雪開始了，許多人都凍僵了。我僥倖逃過一劫，雖然我只有一件軍大衣。稀薄的空氣和艱難的攀登加劇了我的腦震盪，我失去了知覺。兩個柯爾克孜人用繩子把我背了下來，走了一俄里，然後把我放在一匹馬上，然後我們又下了五十俄里的路程。光是回憶我們所經歷的一切，就是一場噩夢！最後，在離邊境七十多俄里的地方，我們遇到了第一個中國哨所。我們有一半的人步行出來，沒有攜帶任何物品，只帶出了聖像、機槍和步槍。我們彼此都不認識了，都變得又黑又瘦，只有我們的眼睛是〔不變的〕。

抵達伊犁地區的綏定後，隊伍住進了俄羅斯難民營。接見他們的中國當局代表要求他們交出武器，而作為交換，他們被許以：「一、生活不受侵犯，二、口糧（麵粉、大米和肉），三、馬匹的飼料，四、柴火，五、住房。」然而，在解除隊伍的武裝後，中國人並沒有遵守他們的諾言。哥薩克人被迫賣掉他們的製服和財產以換取微薄的食物，並從事沉重的體力勞動。軍官和哥薩克被雇去拔稻田裡的雜草，站在及腰的水裡，每天只得到兩分錢。馬匹很快就因缺乏食物而死亡。

1921年1月26日，阿塔曼•杜托夫在他的公寓裡被紅軍派來的紮爾肯特警察部隊負責人布爾什維克馬哈茂德•霍扎米羅夫殺害。

阿塔曼死後，為大家採購食物的工作全部落在了約納神父的肩上，他承擔起了在新疆的所有俄國人的總司鐸的職責。阿塔曼•杜托夫死後一個月，俄國在華事務委員會派約納神父到北京抗議當局對阿塔曼之死的縱容，並為大家尋求補給。約納神父在寫給杜托夫的隊伍的公開告別信中寫道：

我親愛的朋友們，既是在快樂中的朋友，也是在不幸中的朋友！我要離開你們很長時間，作為你們的牧者，我給你們寫這封信！我們遭受了許多悲慘的事情。只有天主知道我們這種不幸的生活何時會結束，而你們可以回到你們的村莊和你們的家庭。我們在異國他鄉已經整整一年了，如同一個和諧家庭一樣地生活在一起。但邪惡之手把我們的父親──阿塔曼──從這個家庭中帶走了，我們成了孤兒。而現在，即使是我，阿塔曼最親密的戰友，也不得不長途跋涉，前往中國的首都──北京。……因此，我親愛的朋友們，請牢記你們的屬靈之父，他以誓言約束自己，警醒地照顧你們，不會讓你們得不到幫助，他就在北京。如果我能夠與軍事管理部門的成員──如果我們成功地在東方找到他們──並能與外國政府的代表和富裕的俄羅斯人民作出安排，我將能夠向他們證明，對他們而言，你們為祖國俄羅斯的利益所承受的一切苦難多麼寶貴。

臨別時，約納神父獲贈奧倫堡軍隊綬帶上的金色胸章，以及一封信，信上寫著：

至今為止，你堅定不移地全心全意為偉大的俄羅斯事業服務，為俄羅斯民族和所有哥薩克人的利益侍立守護，你用你的榜樣和成就激勵著阿塔曼•杜托夫的光榮隊伍，在靈性上和軍事上都是強大的。你的名字與阿塔曼和他隊伍的名字密不可分；他的困難、他的戰鬥生活、他的痛苦和他的歡樂，都是你的歡樂和痛苦。你代表著俄羅斯大地上令人難忘的建設者聖斐拉瑞特、聖普拉同和聖英諾森的思想；阿布拉米烏斯•帕利欽的愛國主義；佩雷斯維特和奧斯利亞比亞的戰士精神；西爾維斯特和阿達舍夫的精力；以及薩拉托夫的赫爾莫根主教和沃利尼亞的安當主教對真理的熱忱。你是所有難民的朋友和安慰者，是被布爾什維克趕到遙遠的中國的飢餓而又一無所有的人的朋友和安慰者。作為伊犁地區俄羅斯事務委員會的成員，你始終不渝地表現出政治家的頭腦、外交策略、公平和工作能力。作為基督羊群的牧者，你是屬靈統一、教會思想、維護教會傳統和教父規戒的倡導者。作為一個模範的宣講者，你振奮了我們墮落的精神，給我們灌輸了對天主和祖國的活力和熱忱，你促進了我們的團結。你嚴格而又威嚴地舉行事奉，即便 是窮人，你不收獻儀仍舉行全部的殯葬禮儀，這些都將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中。

中國當局批准了這次旅行，但他們竭盡所能，使之從預計的三個月變成了九個月。約納神父於1920年12月20日抵達上海。在那裡他得知，新疆地方當局已經開放了邊境，早先被中國人解除了武裝的約八千名奧倫堡軍隊的哥薩克，被紅軍俘虜。有一百人的阿塔曼•杜托夫的隊伍，逃到了該省的無人區。

1922年1月，約納神父向域外教會臨時最高管理機構（PSCA）主席安當都主教提交了一份報告。後者以1922年3月30日／4月12日的法令，將約納神父提升為修士大司鐸品級。同時，臨時最高管理機構的一項決定提議將他作為主教座的候選人。

1922年9月18日，在北京的俄羅斯傳教團，在北京的英諾森•費谷羅夫斯基總主教、上海的西滿•維諾格拉多夫主教和後貝加爾的梅列修•匝博羅夫斯基主教的主持下，約納修士大司鐸被祝聖為由北京教區代牧的漢口主教。之後，約納主教被任命為滿洲里市聖英諾森傳教會的長上，他於1922年10月19日抵達那裡。

　

六、在滿洲里的事工

　

約納主教來到滿洲里時，滿洲里是怎樣的？「所有從內戰中獲救的人；他們像波浪一樣，最終在滿洲里結束，沒有力量繼續前進：他們都留在了滿洲里，過著像狗一樣的生活，在貧困中掙扎──沒有精力，沒有辦法，經常沒有健康，甚至對天主沒有信心。」關於宗教，滿洲里的居民相當冷漠。新的、寬敞的聖英諾森傳教教堂經常是半空的。約納主教是天主教會的熱心僕人和傑出傳教士，他首先著手在宗教道德的基礎上組織他的羊群。

在他的努力下，聖英諾森堂被改造了，並為紀念聖尼各老建了一個側祭台。在慶節的日子上，在那裡舉行早彌撒，約納主教總會參加這台彌撒，之後，在上午十點，他親自主持彌撒。他按照禮規舉行神聖禮儀，並建起了一個優秀的唱詩班，由帕維爾•希利亞耶夫總司鐸（Archpriest Pavel Shilyaev）指導，帕維爾神父是一位在國外非常有名的唱詩班指揮和作曲家。根據專家的斷言，它與哈爾濱最好的唱詩班水平相當。但是，最重要的是，約納主教不知疲倦地傳教。教堂裡逐漸充滿了參加禮拜的人，變得擁擠不堪。

然而，這位年輕而精力充沛的司教並沒有將他的活動局限在教會領域。教育和教學工作在他的事工中佔有特殊的地位。應市民委員會的邀請，他在當地的中學教授天主的法律，並以這樣的方式進行教學，以至於他的學生向學校負責人提出要求，要求對他們進行這一課程的測試，儘管該課程並沒有這樣的要求。他定期就各種主題進行公開演講，出版流行的宗教小冊子，並在哈爾濱的神學課程中進行演講。有一次，主教甚至組織了一個「俄羅斯歌曲之夜」，在滿洲里設立了茶攤，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約納主教對孤兒特別有同情心。他在滿洲里的老教堂開設了一家孤兒院，並將其置於國際孤兒和貧困者援助委員會的管轄之下，從他抵達滿洲里的那天起，他就一直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直到他去世。約納主教親自肩負起該委員會的工作。

一位目擊者回憶說：「當約納主教於1922年到達滿洲里時，就發現委員會處於所有慈善機構特有的半死不活的狀態，這些機構在捐贈者持續不滿的情況下，靠零星的捐款艱難地籌集資金。」

是什麼激勵了這位司教，使他有力量克服行善的一切困難？主教認為，他組織教育和慈善機構的所有事工的主要目標不僅是保護兒童的靈魂不受那些與天主作對的人有組織的戰鬥的影響，也是向生活困難和患病的人提供基督徒的援助；支持那些在無神論和不道德宣傳的影響下陷於貧困並失去道德基礎的人的動搖精神。

他開始了他的募捐活動，向遠東的每一個城市，向中國－東方鐵路的管理部門，向銀行、商業公司、高級官僚和有能力的人發送信件。作為回應，來自各方面的捐款、商業提議、服務和援助的提議紛至沓來。在這些捐贈者中，有前公共道路總指揮朱振嵐將軍，他每月轉來300墨西哥元，還有漢口一位富有的茶商的妻子伊麗莎白•尼古拉耶夫娜•利特維諾夫娜，她每月寄來600美元。

約納主教是個聰明而實際的人，他明白僅靠捐款來建立慈善機構的事工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在委員會中設立了一個商業部門，其主要任務是獨立賺取資金以維持慈善機構的運作。委員會在開始工作時，幾乎沒有自己的資金。沒有人相信這項工作會成功，但約納主教擁有如此大的權威，僅憑他的一句話，就有大量的資金被捐贈。根據E•V•維塞洛夫斯卡亞的回憶，她的父親維克托•瓦西里耶維奇•辛米庫斯是滿洲里的俄羅斯-亞洲銀行的主管，他幫助約納主教，僅憑他的一句話就給了他大筆的錢。在主教去世的當晚，維克多•瓦西里耶維奇被叫到將死的主教前，他眼含淚水，乞求他原諒自己沒有與他結清借來的兩萬塊錢的賬。 辛米庫斯勸說主教不要掛心此事，並反過來求他原諒。後來貸款被退回給銀行，雖然沒有文件。主教的承諾是最好的保證。

在私人的捐贈分崩離析的同時，商業部門仍在經營，並不斷擴大。但是，眾所周知，沒有一件善事不受人類仇敵的攻擊，因此，如果認為主教沒有敵人和仇人，那就太天真了。「一些人心胸狹窄，另一些人嫉妒他的成功，還有一些人如同法利賽人一樣的虛偽，他們在主教周圍編織了一張陰謀的羅網，並試圖損害他光輝的名字，說他，一位主教，竟然從事商業這樣不值得的事情。但他對所有這些攻擊不屑一顧，只向天主祈禱說：『我們敵人的這些流言蜚語正在為我們鋪設通往天國的道路。』」

以下是約納主教在滿洲里的三年生活期間所創建的事工的一個遠非完整的清單：

一、一家孤兒院。

二、一所初級小學。

三、一所高等小學。

四、一個免費食堂。

五、一家免費診所。

六、一個為窮人提供免費藥品的藥房。

七、在學校開設貿易課程。

八、一個圖書館。

委員會的孤兒院完全支持30名孤兒，年齡從5歲到14歲，15名男孩和15名女孩。幾乎所有的孤兒都在委員會的學校上學，此外，他們還學習從事各種行業的事務，以便他們將來能獨立謀生。

對於那些被父母遺棄的嬰兒，委員會僱用了奶媽。主教手頭用於維持孤兒院的資金並不充足，他親自到商人那裡募款。以下是皮草商莫多霍維奇講說的一個故事：「一天早上，你們的約納主教來找我，當我問他來做什么時，主教回答說，他來找一位著名的企業家，請求幫助維持一個有40個孩子的孤兒院。『但我的信仰不同，我是一個猶太人，』我說。主教回答說：『當我在街上看到一個孤兒，又髒又餓，衣衫襤褸，我不會問他是誰──猶太人、俄國人還是中國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不幸的、飢餓的孩子，我需要給他吃的、穿的，並以善意對待。他是一個人，是人類的一員。』我怎能反對呢？在我面前站著一個中等身材的人，穿著一件打著補丁的舊道袍，但他是一個屬靈的巨人。我無法拒絕他，我為自己屬靈的渺小感到羞愧。從那一刻起，我開始幫助孤兒院。」莫爾多霍維奇參加了主教的葬禮，痛哭不已。

在薩佩爾金（V. V. Sapelkin）的主持下，滿洲里市議會支持主教的教育活動，將他們的房屋捐贈給了他，約納主教在那裡開辦了初級和高級小學。多達500名學生免費在主教創辦的學校裡學習。其中，211人免費獲得了教科書和學習用品，139人獲得了免費午餐。在委員會的學校裡，學習是按照中東鐵路沿線學校的計劃進行的，直到1925年。除學術科目外，教育機構的課程還包括職業教育：製鞋、製陶、織錦、裁剪和縫紉、編織襪子、金屬板工作和櫥櫃製作。還有一些補充科目，如雕塑、中國語言和簿記。

免費食堂每天向最貧窮的居民的孩子分發多達兩百份飯菜，這些孩子的年齡在3至17歲。

1925年8月1日，委員會開設了一個診所，為滿洲里及其周邊地區最貧窮的居民提供免費醫療援助和藥品。診所內還有一個免費的牙醫診所。在主教到達滿洲里之前，獲得藥品是不可能的事。他召集了當地商人的理事會，說服他們開設一個藥店，免費向窮人提供藥品。藥店被稱為「普希金藥房」，是以主要街道的名字命名的。

除了醫療援助和免費發放藥品外，還向窮人發放了證明他們患病和無法工作的證明。並為免費發放護照發起了請願活動。

根據記錄，在一年內向6387名有需要的人提供了醫療援助，除了向委員會學校的學生提供醫療幫助外，還開出了2886張藥品處方。

該委員會所有機構的年度開支達兩萬多美元。「提出這個問題是完全合適的：在自己一無所有的條件下，在滿洲里這樣一個小城市，誰能在自己的內心找到必要的勇氣，把兩萬美元的開支背負在自己的肩上？只有具有偉大精神的人，如約納主教。」

在商人加寧、圖利亞托斯、亞拉姆、薩佩爾金、阿希克明等人的幫助下，他在城裡創辦了一個個小企業，給來自扎列申斯克難民村的最貧窮的工人帶來了收入（儘管不多）和工作。尤其著名的是陶瓷店。它的餐具具有罕見的強度和美感，在哈爾濱集市上享有盛名。

約納主教的生活非常簡樸：「很難相信這是一位『教會的親王』，一位主教和大人物。他既沒有廚師，也沒有廚房。他吃得相當節制而又簡單。他最喜歡的食物是炸土豆和黑麥麵包。主教的衣服和鞋子都很樸素。補丁是兩者通常的裝飾。裁縫和鞋匠經常拒絕修理，因為補丁已無法再修補了。」一個與主教關係密切的人回憶說，當他們友好地說道：「神聖的主教，你應該把你那件又舊又短的毛皮大衣換成另一件與你的級別相符的、更好的大衣。」他就會開玩笑地回答說，這件大衣對他來說很好，而且你不可能用20盧布得到一件更好的。主教知道如何為他人籌集資金，但卻把自己的錢全部用於慈善事業。因為教授天主的法律，有人給他提供了426.40墨西哥元。他把這筆錢用於資助最貧窮的學生，這樣一來，他們中的十個人就不用再支付學費了。

主教總是非常親切而又開朗，說話也很有趣，他周圍的人都深愛著他，也都尊重他。根據認識他的人的證詞，人們前去找他尋求建議和幫助。從早上七點開始，他那間簡陋的小公寓的門一直到晚上十點或十一點才關閉。晚上11點，當他不再被任何人打擾時，主教會坐下來工作。在大瞻禮，很難強行進去見他。不僅俄羅斯人來看他，中國人和外國人也來看他。安吉麗娜•鮑羅茲迪娜回憶說：「他的魅力、仁慈和對周圍人的愛，不僅吸引了俄羅斯正教徒。我的父親伊万•雅科夫列維奇•穆澤維奇（Ivan Yakovlevich Muzhevich），國籍是意大利人，信仰是天主教，是達萊湖的魚商，總是給孤兒院送去新鮮的魚。許多富裕的猶太人把孩子的衣服和日用品送到那裡。甚至蘇聯領事也向孤兒院提供木柴和其他必要的物品。」

主教喜愛的放鬆場所是孤兒院，當他被工作和無休止的訪客弄得筋疲力盡時就會去那裡。和救濟院一樣，孤兒院位於大教堂的圍牆內，幾乎在教堂的牆邊，因此孩子們經常在教堂裡祈禱。孩子們用不尋常的感情來回報他。麥肋提主教說：「對孤兒院的孩子們來說，主教的來訪總是一個節日，而當主教去年夏天來到孩子們夏令營所在的查干村時，那是一個特別大的節日。該定居點離車站有相當大的距離。孩子們一看到主教來了，就蜂擁而出，跑去迎接他，為幫他拿他的少量行李。每個人都想千方百計地拿一些東西，所以主教為了盡可能滿足最多孩子的願望，不得不交出他的手杖、他的長袍和他的帽子。……夏天，當他們去散步時，主教與孩子們一起玩耍，跑來跑去，用他的快樂感染他們。」

　

七、去世

　

1925年9月24日／10月7日，就在約納主教去世前的12天，他給堪察加的奈斯托爾•阿尼希莫夫總主教寫了他最後的一封信。雖然這封信是由於他對一個與他關係密切的人──彌迦神父──的死亡產生了極大的情緒壓力，但信中充滿了對死亡接近的預感，死亡很快就要籠罩主教本人。

因此，我是一個護士。……這難道不正是一個人在這個發霉、骯髒的旅店裡的動盪生活的最後命運嗎？我的一位神父──彌迦神父──已奄奄一息。他正因飢餓而痛苦地死去。現在他已皮包骨頭了，似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喚起人們對他自己的熱情和關注，人往往把它看得比什麼都高，甚至比主天主都高。兩個星期以來，他試圖每天吞下三勺牛奶或其它東西，但現在已經有一個星期了，他不再能吃喝什麼東西了。如果再加上他食道裡難以忍受的疼痛，正漸漸使他窒息，「每個人……徒然使自己不安」這句美麗的話語多麼容易理解，我們是多麼微不足道啊！……我的神父，彌迦神父，已奄奄一息。通過他難以忍受的痛苦，他正在補贖他的罪。他完全清醒，卻不能說話。現在是凌晨四點，周圍一片安靜，他的呻吟聲打破這一安靜，但他的呻吟聲幾乎聽不到：神父連發出呻吟的力氣都沒有。於是你會想：這可能是最後一口氣了嗎？只要主能使他堅強，讓他無怨無悔地承受苦難，在與救主基督的結合中獲得平安。在他臥床不起的前幾天，一隻鴿子飛進了我們的走廊，我費了好大勁才讓那隻鴿子飛出去。這不是預示著永恆的安息嗎？我們現在用教會讚美詩中的話為彌迦神父祈禱：「我屬靈的弟兄們，……你們祈禱時不要忘記我，但求你們在看到我的墳墓時，記得我的愛，並向基督祈禱，求祂把我的靈魂列於義人之列。」啊，多麼美好的對經啊！「自我幼年起，敵人就誘惑我，以逸樂燃燒我；但是，我信賴祢，上主，求祢將他擊退。」──這不是真的嗎？難道不是這樣嗎？或者，「我的基督，求祢垂憐我們這些每時每刻在許多方面都辜負了祢的人，請賜給我們在末日之前悔改歸向你的方法。」或者，「當我受苦時，我向你呼求，主啊，求祢俯聽我的痛苦。」還能向誰述說呢？誰會聽呢？誰會理解呢？誰又有能力給予幫助呢？但是，夠了。……看在天主的份上，請原諒我強迫你分享我的焦慮，但最主要的是，我把你帶回那個逐漸離去的永恆深淵。現在，我要誦唸助善終的聖頌典。我的天主，我的天主──只要想想──助善終的聖頌典多麼有意義，多麼深刻！智者說：「要記得你的死期；這樣，你就永遠不會犯罪。」（德7:36）因此，我要引用其中的幾段聖頌。「我的口沉默不語，我的舌不發一言，但我的心卻要述說。」是的，的確，在這一刻，人的整個生命在短暫的瞬間過去了──心怎能不述說，怎麼能不對他說起永生的審判者呢？「聖母，我沒有找到一個為我的苦難而悲傷的人，也沒有找到一個安慰我的人：因為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現在都拋棄了我。但是，我的希望，求你千萬不要拋棄我。」這就是我們了解一個人的價值的時候。「我還能向誰呼求；誰會接受我病中的哭泣和嘆息──只有你，無玷者，至潔者，你是基督徒和所有罪人的希望。」哦，如果我們現在能經歷我們在最後時刻所經歷的事情的百分之一就好了！「一場毀滅性的鬥爭降臨在我的靈魂上，用我的眼睛注視天主的光芒四射的天使，我說：我活著的時間不多，卻沒有人聽我。」是的，沒有人，因為已經太晚了。一切都結束了。讓我們，讓我們趕緊準備好自己，好能喜樂地前往不朽的君王臺前。我們不知道──也許我和你的蠟燭正在燃燒；在我們得救的過程中，每一分鐘何其寶貴！好吧，我要再一次說：這就足夠了。我不會再回到我內心的動盪中去。但我將以這句話作為結束：「為了一切事而歸榮耀於天主！」請原諒我，請為我這罪人祈禱，我要以我之所能永遠為你祈禱。以基督對你的愛，你永遠的代禱者，主教約納。「天主是我們的避難所和力量。」（詠45:1）。阿們。主教約納

在約納主教去世後，這封信的收信人，堪察加總主教奈斯托爾，給出了以下的反省：「所引用的約納主教的信，通過其內容和對助善終儀軌的摘錄，在我們心中同時喚起了悲痛和反對。『這是什麼？就好像他是在為自己撰寫離世禱文一樣。』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但現在我們恭敬地重讀這封信，在其中看到了死亡天使正在逼近他的傾向和預感。『我們不知道──也許我和你的蠟燭正在燃燒』──主教在他最後的信中寫下了這些預言性的話。對於應永蒙紀念的約納主教來說，生命之燭將要多麼迅速地熄滅啊！但是，當主教躺在病床上去世時，他的手裡拿著一支燃燒著的純白蠟燭。這象徵著他光芒四射、純潔不朽的靈魂，燃燒著純潔、崇高的基督徒對天主和近人的愛。他純潔的靈魂得到永恆的安息！他光芒四射的名字得到永恆的榮耀！」

僅僅幾天后，約納主教就給他的羊群寫了遺囑，大量的遺囑副本被分發給了滿洲里的居民：

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太意外了，我得知自己即將死亡。我的思想混亂……我要給你留下些什麼？我親愛的滿洲里和漢口的孩子們。我要以愛之宗徒的話開始：「孩子們，你們要彼此相愛。」也要以這些話結束：「你們要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的大司牧的遺囑。我懷著喜樂的靈魂原諒冒犯過我的人。但有這樣的人嗎？我含淚跪下，站在每一個被我冒犯過的人面前，乞求寬恕。不要拋棄孩子。你聽到我的呼籲了嗎，伊麗莎白•尼古拉耶夫娜？現在我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我建議你從長春召集伊茲沃爾斯基總司鐸作為接替我的人，我也已經指定他為傳教團的負責人。為了基督的緣故，請原諒我，在你們的祈禱中不要忘記我。把我的名字寫在你們的代禱紀念冊上。就這樣，永別了，直到我們都站在可怕的審判台前。約納，漢口主教。1925年10月4／17日。

約納主教出人意料地英年早逝，在他到達滿洲里整整三年後，即1925年10月7／20日的前夕，年僅三十七歲。他不習慣於照顧自己，因此，當他患膿毒性咽喉火時，他並沒有看醫生。儘管發著高燒，他還是主持光榮十字聖架節和聖母帡帳節的禮儀。他的喉嚨腫痛，以至於無法說話，他幾乎是用耳語來指導他的羊群。主教決定用民間藥方治療自己，用煤油沖洗喉嚨，但結果卻加重了病情，咽喉開始感染出血。晚上十點，一位醫生來給他做檢查。在主教去世前兩個半小時，醫生對他說：「主教，您需要告解、領聖體。」主教說：「如果你，一個醫生，向我提出這一建議，那麼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由主教的告解神師阿萊克西神父為他辦了告解。

在此，我們要引用一位目擊者的話，他一直與約納主教在一起，直到他呼出最後一息：

辦完告解後，他穿上了一件新長袍，戴上司祭領帶和臂套。他給自己送了聖體聖血，俯伏在聖體聖血前。他把聖勺和盛放聖體的聖器收起來，折好九折布，跪在地上祈禱。脫去祭衣後，他來到自己的辦公室，坐在扶手椅上，用打字機打他的遺囑。打完後，他把它整齊地折好，交給了我，讓我把它寄給E•N•利特維納娃。然後他回到自己的臥室，坐在床上，與在場的所有人告別──大約有三四十人。他分別與每個人交談，對每人的工作表示感謝，並要求他們幫助孩子們。他走到保險櫃前，拿出文件和金融債券，與接替他的人談了談生意，給他下了指示和命令。他轉身對負責孤兒院的婦女說：「卓婭•謝爾蓋耶夫娜，不要拋棄孩子，要照顧他們。」當他談完生意後，鑑於在場的人的悲傷和眼淚，他說了些安慰的話，要他們不要把自己交給悲傷，因為在一切事物內皆有天主的旨意，他順從天主，不怕死亡。

就這樣一直持續到上午十二點半。主教起身，戴上奧普提納的盎博羅削長老的司鐸領帶和臂套，俯伏跪拜，大聲地誦唸助善終經。唸完後，他坐在床上，請美鐸第總主教進來，請他按修道禮儀埋葬他。我們拿來禮典，找到了殯葬禮儀，把經本交給了美鐸第總主教。然後他對在場的人說了如何給他穿衣：戴上堂區教友送給他的修道頭巾，穿上白色的刺繡祭衣，戴上盎博羅削長老的司鐸領帶和臂套。要把他葬在教堂附近，埋在彌迦神父邊上，不立墓碑，只設一個簡單的橡木十字架。不要把葬禮搞得太隆重，這樣就不會在人們中間說有一位長老去世了，因此要為他舉行隆重的葬禮，而不是像彌迦神父那樣。他指示要把哪幅聖母像、十字架及聖像放在他身邊。當做完這些後，他再次與在場的人告別並祝福他們。

當時，教堂裡正在為他的健康舉行祈請儀軌，有相當多的人參加，孤兒院的孩子們也在那裡祈禱：「親愛的天主，請給我們留下主教！」

凌晨一點半，主教突然從他所坐的床上跳了起來，向人們俯伏跪拜，請求他們原諒他，在祈禱中不要忘記他，不要拋棄孩子們。他站了起來，向門口走去，說：「我要死在教堂裡。」但在場的人試圖勸他領受終傅聖事。在他們的扶持下，他走到自己的床前，說：「願天主的旨意在一切事上承行。現在我要去死了。」

總主教誦唸了禱文。主教平躺在那裡，右手拿著十字架和聖像，左手拿著燃燒的蠟燭，低聲誦唸祈禱經文。在場的人都在大聲哭泣。總主教誦唸了最後的經文，唸完經文後，主教又吸了一口氣，說：「寬恕我，請為我祈禱。」之後就沉默了。總執事合上了他的眼睛，眼淚奪眶而出。

人們日夜前來瞻仰死者的遺容。滿洲里及其郊區的所有居民，不分國籍和宗教信仰，都湧向教堂參加葬禮。印製的三千份遺囑甚至不夠分給在場的一半人。

即使在死後，這位已故的司教也沒有停止行善。在他下葬後的那天晚上，他在夢中治癒了一個名叫德爾加喬夫的十歲男孩，他的雙膝發炎，由於這個原因，他不僅不能走路，甚至還不能站立。男孩在夢中看到了主教，主教走近他，說：「來，拿著我的腿，我不需要它們了。把你的腿給我。」

從1994年到1996年，從滿洲里移居舊金山的約納主教的崇敬者試圖在中國找到他的神聖遺骸。不幸的是，這些嘗試並沒有成功──教堂和約納主教被埋葬的地方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摧毀。但人們對他的生活、他的勞作和他的安逝的記憶並沒有熄滅，九十多年來，約納主教一直被尊為中悅天主者，他獲得了為呼求他名字的人祈禱的恩寵。

約納主教於1996年被俄國域外教會宣聖。宣聖大典在他去世之日（10月7／20日）舉行，該日被定為他的瞻禮。2018年，俄國正教會（莫斯科宗主教區）將他作為聖人列入教會日曆中。

　

　

[1]　莫斯科的一個貴族家庭。沙皇彼得一世的母親就出自這個家庭。

[2]　安當主教在1895年至1900年期間擔任喀山神學學院的院長。後來，他成為基輔和加利西亞的主教，革命後，他是俄國域外教會的第一位首席主教，於1936年安逝。

[3]　大約相當於今天的6000美元。

[4]　塔賓斯克聖母像首次出現在離巴什基里亞首府烏法附近的庫羅爾塔村的阿森松獨修所附近，它在整個亞洲地區受到廣泛的敬禮。在俄國內戰期間，它被杜托夫將軍的軍隊帶到了中國。自1949年以來，它一直下落不明。

 

返回「『正教之言』總目」